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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玉波|加快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发布日期: 2024-01-02   浏览次数:

摘 要:在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中,建设教育强国已经从教育的价值愿景上升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因素。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加快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迫切需要系统理解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特征,积极应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问题挑战,努力践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初心使命,特别要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调整布局结构、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等六个方面重点发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新路。

关键词:教育强国;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建设教育强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2023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必须深刻认识教育、科技、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在统筹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系统理解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在文明互鉴与扎根本土中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特征,在危机风险与困难险阻中积极应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问题挑战,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努力践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初心使命,高位谋划发挥好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加快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一、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


  强国必先强教。今天,“教育强国”这一概念已经从教育的价值愿景上升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因素,迫切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深刻把握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和战略定位。

  从国内政策分析看,教育强国的提法最早可见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这个纲要的序言部分,明确提出“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这应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文件中首次出现“教育强国”的概念,并与“教育大国”对应提出。自此以后,“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就成为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美好愿望和奋斗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动员令。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这一宏伟目标随即被列入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单独列章阐述,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这一目标设定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了15年,凸显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先导和支撑引领作用。2023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意义,特别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这是对建设教育强国战略定位的深刻和系统阐释,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战略考量。

  教育强国这一概念,蕴含了宏伟目标、丰富内涵和动态发展内容。这个概念仅有一般性共识,而无绝对意义上的普遍共识。如何理解教育强国的基本内涵?一般来讲,可以从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服务和教育保障等四个方面去理解。常见的定量评价指标包括:教育投入比例、教育覆盖率、国际学生比例、科研产出情况等,分别反映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教育的普及程度、教育的国际交流水平以及科研成果的产出情况。常见的定性评价指标包括:教育发展战略、教育改革成效、教育文化价值观、教育质量等,主要评估国家是否有清晰的教育战略规划和改革政策、能够传承和弘扬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让学生通过受教育获得全面的能力素养。综合来看,可将教育强国的概念初步表述为:教育强国是具有高质量教育体系、高水准教育公平,具备高能级服务国家发展能力,且在全球具有重要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竞争力的国家。

  从国际比较看,教育强国有着普遍性的规律。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无一不在教育强国的全球方阵中力争上游、奋进前列。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先后成为世界科学和人才中心,并崛起为世界强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育的领先。教育是驱动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回顾工业化以来的历史,经济起飞阶段,义务教育发挥基础作用;经济发展迈入成熟阶段,中等教育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支撑;经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高等教育成为引领性力量。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相生相伴的。在知识经济和数字化时代,高等教育由社会的边缘进入了社会的中心,由“象牙塔”到“社会服务站”,再到“发动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新定位已经上升为“世界发展的动力之源”。当前,世界教育强国特别是支撑强国的一流大学不断在培养、吸引、汇聚各类优秀人才特别是拔尖人才,开展前瞻性和颠覆性的高深研究、打造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扩大国际影响、参与国际竞争上发力和角逐,高等教育成为推动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关键性力量。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高等教育强国是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和显著体现。我们说哪个国家教育强,往往会说这个国家有哪些世界著名大学,这些大学培养了哪些科学家、学术大师和各界名人,这些大学产生了哪些重大科技成果和著名理论学说,对人类社会进步带来了什么影响。当今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1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深度普及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80%。总体来看,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都实现了普及化,高等教育总体质量较高,培育了具有世界贡献和影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其中一些国家孕育和发展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人才高地。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与教育强国相比,高等教育强国有其特有的内涵和定位。其内涵主要包括高等教育自身发展水平、服务国家贡献能力、创新引领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满意程度等方面。换句话说,就是要看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能力强不强,服务和支撑国家的能级优不优,创新引领能力高不高,国际影响力大不大,人民获得感好不好。应该讲,高等教育强国往往是世界各地学生向往的留学目的地,能够产生影响和改变世界的先进教育理念。高等教育强国视域下的大学,应当是学生和家长选择学校时能够被优先想到,解决国家“卡脖子”问题时能够被优先想到,制定教育国际规则标准时能够被优先想到,讨论世界学术前沿问题时能够被优先想到,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思考高等教育强国评价标准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特征


  怎么认识教育强国视野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特征?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这深刻揭示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质与核心要素,清晰回答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我们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把握好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的主要特征。

  第一,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保证,就是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把党的意志和主张融入到办学治校中。丢掉了这些,就是丢掉了旗帜,动摇了根基,我国高等教育这座大厦就会坍塌。

  第二,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的高等教育就是要加快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契合的高质量育人体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重要,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方面出问题更危险。

  第三,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支撑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高质量高等教育有力支撑。高等教育要体现国家意志,与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同向同行;要体现社会责任,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要体现教育自信,塑造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内涵品质。归根到底,高等教育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履行好服务国家需要的战略使命。

  第四,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路径,就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新路。这条新路由先进的办学理念、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科学的体制机制、“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数字化的教育形态、现代化的教育治理等方面构成,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选择。

  在强调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特征的同时,我们还要把握好着眼世界水平和着力中国特色这两个问题。本质上讲,就是既要遵循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推进世界一流与中国特色的内在融合。一方面,要着眼世界水平,放眼全球,学习借鉴世界教育强国的成功经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坐标系,与世界各国同台竞技,不是“自说自话”,不做“井底之蛙”,把追求世界一流作为坚持中国特色的目标和动力。另一方面,要着力中国特色,立足国情,探索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不是“自娱自乐”,不能“邯郸学步”,把坚持中国特色作为争创世界一流的前提和保障。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结合点,我国高校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在现代化强国建设中,要始终保持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

  一是应当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后继有人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培养的学生要成为为国解难、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国之栋梁”,要努力实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要担起适应新发展格局、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要具有胸怀天下、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家国情怀。

  二是应当成为大国科技人才竞争的重要阵地。国与国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竞争,关键在头部拔尖创新人才的博弈。当前,随着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围绕科技制高点和人才的竞争空前激烈,必须更加重视高等教育在科技人才培养中的战略基础作用,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是应当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支撑。高等教育与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要突出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深度参与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实施,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完善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服务国家的过程中成就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的新高度。

  四是应当成为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策源。大学是我国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要推进重大科技创新,实现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推动学科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重要贡献。

  五是应当成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力量。大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要自觉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做好真研究、推动真创新,确保研究成果真管用,为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出新贡献。

  六是应当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借鉴。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教育中心,首先要建成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甚至领导力的一流大学。要实施更加主动灵活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制度型开放新形态,以畅通国内国际教育循环为着力点,拓展更大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各类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和引领作用,在开放共享与合作共赢中提炼推广中国经验,为丰富和引领世界高等教育作出独特贡献。


  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改革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高等教育事业实现历史性跃升,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2019年,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截至2022年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6%,在学总规模4655万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人,十年来毕业生超8000万人。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的比例稳定在三分之二以上,承担着90%以上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取得多项重大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这充分说明,昂起高等教育龙头,高等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建设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顾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之路,是一条系统性跃升的质变之路,是一条守正创新、兼容并包之路。我国是教育大国,还不是教育强国,更不是高等教育强国。我们仍处在一个“将强未强、要强还不强”的阶段,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我们对高等教育现状既不能盲目自信,也不能妄自菲薄,要敢于正视高等教育存在的短板和弱项,把握好自身发展的内外部形势、环境和条件,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应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与挑战。

  挑战一,依然存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不到位的问题,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面临挑战。对“三位一体”的认识,有的高校领导思维单向,缺乏整体站位,学校相关部门在关键环节上融通不够、合力不强,亟需完善集教育教学改革、科技创新、人才保障等功能于一体的协调发展机制。目前,高校的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分类发展体系尚不健全,科技创新体系化布局和建制化能力相对较弱。在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上的力度还不够,在造就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中发挥潜能还有很大空间。

  挑战二,依然存在“重量轻质”的问题,高等教育向“量质齐升”的内涵式发展转型面临挑战。过去20年,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增加接近一倍,今天依然存在“存量决定增量”的外延式发展思维惯性,在校生和招生规模越来越大,但质量提升不够充分,结构调整不够到位,外部质量保障统筹不足,内部质量保障有效性不强。依据近二十年的人口出生数量看,2035年大学的生源将持续下降,每年都会减少一百万以上生源,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周期将要结束,急需推进高等教育向高质量转型,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生命线。

  挑战三,依然存在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面临挑战。我国高层次人才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匹配,各主要领域有专家缺大师的问题非常突出,国家战略科技人才与世界强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202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为1585人,明显低于世界强国5641人的平均水平。2023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我国有1275人,居世界第二位,但仅为美国的47.8%。2015—2020年,我国研究生在校生比例保持在8.7%,而同期发达国家(地区)平均水平均在20%以上,欧盟高达32.7%。2021年,我国每千人注册研究生数仅2.3人,英美等发达国家则在9人左右。在当前人才竞争白热化的国际形势下,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不足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主要瓶颈。

  挑战四,依然存在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提升服务国家需求能力面临挑战。学科专业规划布局还不适应需求变化,缺乏前瞻性。在新设置学科专业时,有些高校未能充分考虑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是“有选择性”的发展,而是跟风设置门槛低、投入少的“热门”专业,甚至偏离学科专业建设规律。2022年普通本科高校拥有10个以上学科门类的高校有220所,占比17.76%。有的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雷同、重复,布局缺乏科学规划,片面追求“大而全”,提高自身排名。2022年有12个专业在超过一半的普通本科高校开设,主要集中在管理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学、工学这五个学科门类。还有一些高校升格或更名后定位不明确,与行业企业需求脱节,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与产业匹配度不高。

  挑战五,依然存在区域布局不平衡的问题,实现教育公平面临挑战。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呈现“东密西疏”的特点,中西部高等教育与东部地区相比,主要差距在于质量和结构方面,突出的问题是人才少、好学校少、经费不足。2020年,中西部高校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仅占全国的18%;中西部高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为16.3%,低于全国平均值12.4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教育部直属高校只有22所,占全国的29%,远低于中西部地区普通高校的全国占比。西部地区的A类学科数量不足全国的十分之一,东部地区的A类学科数量约是西部地区的8倍。这几年,中西部高校科技经费投入仅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挑战六,依然存在高校类型层次不适应的问题,高校分类管理、特色发展面临挑战。对“为什么办大学,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这一问题缺乏总体设计和统筹规划。各地大学的类型层次“同质化”倾向比较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千校一面”、盲目攀高的现象。有些应用型大学一味追求大规模、综合性、研究型的发展定位,人才培养趋同、资源配置重复,办学特色不明。有些技术技能型学校热衷于专升本,升本之后则办成多科性高校,再进一步争取上硕士和博士授予单位,成为研究型大学。有些地方高校简单地将高水平高校的成功经验直接进行模仿和移植,失去了本身的特色和发展优势。

  挑战七,依然存在高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结构失衡的问题,“强教必先强师”面临挑战。高等教育教师队伍面临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质量不高等多重压力。一方面,高校教师队伍数量增长缓慢。2016—2022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师比从17.07增长至23.54,累计增幅为5.5%。高等教育专任教师的增长速度明显慢于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高校教师队伍存在结构性失衡。一些高校、院系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张,使得某些年龄段具有某一级职称的教师岗位人员过于集中,发展受到限制,某一级职称的教师岗位因人员补充不及时,出现“断层”现象。

  挑战八,依然存在国际交流合作“走出去、引进来”都不够的问题,建成世界重要高等教育中心面临挑战。对于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相结合,研究不够、把握不准。高校“请进来”的优质资源不多,“走出去”的重点布局不明,“深参与”的国际话语权不强。2020年来华留学生占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比例仅为0.6%,且生源地以亚洲和非洲为主,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6%~9.5%之间。来华留学人数远低于出国留学人数,留学教育服务贸易长期赤字,中外合作办学层次和质量急需提高,凝聚世界一流教育和创新资源任重道远。


  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路径选择


  党的二十大明确,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距今只有11年的时间。率先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任务艰巨、时不我待。应对高等教育的诸多挑战,我们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形成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建设相互支持配合的良好格局,担负起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完成好党和国家赋予的时代重任。

  第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立德树人,揭示了教育的本质、体现了教育的规律、彰显了教育的根本价值。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首要的任务在于坚持育人为本、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是坚持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人才培养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最本质的要求。从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的建立,到19世纪中叶柏林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的前身)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再到20世纪初北美高等教育体系的崛起,人才培养始终是大学的核心功能。因此,我们在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向上,要毫不动摇;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上,要持续巩固;在人才培养的路径选择上,要尊重规律。

  二是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要深入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大思政课”建设工程,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要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讲深、讲透、讲活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关键课程,探索富有家国情怀、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是深化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思想。要抓住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个根本,紧扣以人为本、五育融合这条主线,以协同育人、贯通培养为路径,以评价牵引、改革驱动为突破,创新发展数字赋能、包容共享的素质教育,进一步确立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的新思路新路径,从多个方面发力。特别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深化体教融合,加强美育课程和课堂体系构建,建设完善全过程的劳动教育体系,实施青少年读书行动计划,涵养健全人格、提升综合素质。

  四是推进协同育人。立德树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人不参与,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教育整体而言,要构建政府统筹协调、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协同育人新格局。从学校教育而言,要以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等十大育人体系为基础,加强学校德智体美劳教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从个人施教而言,要根据各项工作内在的育人元素和育人逻辑,将爱国精神、事业心、责任感、团队意识等品格,融入每堂课、每个课题、每个项目、每篇文章,甚至每次开会和谈话中,真正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第二,优化调整布局结构。优化调整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结构、区域布局结构、类型层次结构和学科专业结构,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着力点。结构不调,强国建设不畅。

  一是统筹规模结构与质量。高等教育办得好不好,重在质量和特色,绝不仅仅是规模和数量上的比拼。在保持规模适度增长的同时,优化调整高层次人才布局结构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中之重。2012年,我国在校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的比例分别为1.11%、5.60%、55.67%和37.62%。到2021年,这一比例调整为1.33%、7.37%、49.77%和41.52%。博士生占比仅提高0.22%,如此结构,难以支撑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持续扩大博士生培养规模,吸引优秀生源攻读博士,扩大基础学科优秀本科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对硕士研究生教育来说,要持续扩大专业学位授予规模。

  二是优化调整区域布局结构。对任何一个强国而言,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都有着战略考量。前段时间网上热议的“山河大学”,虽然是一个虚构的存在,但是其背后反映出学生、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盼,也充分说明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直接影响教育公平。应该说,同样的项目或平台,给高等教育资源“富裕区”是春风送暖、锦上添花,而给高等教育资源“薄弱区”,则是旱逢甘露、雪中送炭,甚至还能够起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作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根本在于国家层面高位谋划、整体推动,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实现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全国“一盘棋”。

  三是优化调整类型、层次结构。我国高校的类型、层次结构差异很大,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校的需求也各不相同,不可能用一种模式办学。一般讲,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可将高校分为研究型、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三大类型。按照职普分类,有普通本科学校、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和高职(专科)学校。按照主干学科门类或主干专业大类,又有综合性、多科性和特色性高校。这些高校都要追求卓越,办出特色。各省份要优先设置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匹配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具备持续办学保障能力的高校,从“金字塔”转向“五指山”,形成多列纵队。解决类型层次不适应的问题,根本在于省市政府统筹布局、错位发展,把高等教育发展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来。

  四是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学科专业调整要强化服务国家需求,坚持有选择性的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过去我讲过,学科建设不是张开巴掌拍下去,而是攥紧拳头砸下去,就是这个道理。要加快布局社会需求强、就业前景广、人才缺口大的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择优培育。特别是对国家急需紧缺专业,要组织力量进行重点建设,不断强化学科专业高点,培育学科专业重点,扶持学科专业增长点。解决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的问题,以及办什么样的学科、设什么样的专业,主要责任在学校,学校要把有特色、服务需求作为学科专业设置的第一准则,党委书记、校长要担当起这个责任。

  第三,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高等教育水平是评价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准,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必须让高等教育真正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科技力量。

  一是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要打破美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高科技实行全链条打压、全方位围堵的局面,研究型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重要结合部,应占据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制高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有别于一般性的人才培养,要因材施教,优化个性化教育教学模式,统筹实施“强基计划”“拔尖计划”“英才计划”,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升和价值塑造融为一体。要打造全链条“本硕博贯通”一体化培养体系,完善选拔、培养、评价等环节支持政策,打造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特区。要构建融教育、科技、人才功能于一体的科教协同平台,形成跨学科、跨学院、跨专业平台共享机制。自主培养不是关起门来培养,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速集聚全球顶尖师资,营造开放包容的人才成长环境。

  二是提升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这些年来,我国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无不与人才和科技相关。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汇聚大团队、构建大平台、承担大项目,勇于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要把握基础研究这个“总机关”,尊重基础研究的规律和特点,强化特色优势理工类基础学科建设,加强重大基础前沿和战略领域的前瞻布局。要用好学科交融这个“催化剂”,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推动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取得突破。要激发协同创新这个“动力源”,通过高校内部协同,与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等协同,实现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的优势互补,促进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

  三是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我国正逐步形成各具特色和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形态。高校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要深度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等,通过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搭建合作平台、创新育人载体、建立协同机制,与国家战略布局同频共振,与经济带、城市群、产业链的布局紧密结合,在区域发展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提升人才培养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和贡献度。

  四是提升文化传承创新能力。大学作为最具内生力的创新型组织,从一开始就肩负着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大学必须根植文化自信、自强基因,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开放包容、守正创新。要注重大学精神的凝练深化,创新性耕植和重塑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办学理念、校训、校风等大学精神文脉。要加强大学文化载体与阵地建设,满足师生的文化艺术审美需求,探索社会共享与开放机制,发挥大学文化建设成果的辐射示范作用。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创新文化育人机制与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将文化育人理念与成效渗透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等各个环节。

  第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高等教育要提质、要发展,根本上要靠深化改革,出路在体制机制创新。

  一是改革教育评价机制。教育评价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道世界性难题。破解这道难题,关键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确立以服务国家需要为最高追求的评价理念,突出重师德师风、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评价导向。我国的大学,要培养一流人才,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首要标准;要产出一流成果,把对国家贡献度和社会公认度作为重要考量;要发挥一流影响,把形成的重大影响力作为最高评价;要办好一流本科,把一流本科教育作为立校之基。我们说的破“五唯”,破的是“唯一”,但不是不要,而是要破立并举、以立为本。破除“唯分数”,破的是将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立的是回归育人本质,重点考察综合素质,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破除“唯论文”,破的是把论文作为教师职称评定、发展晋升的唯一指标,立的是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把论文写在中国教育实践的大地上。需要强调的是,要正确看待社会上的各类大学排名,不能围着排行榜转,只找“兴奋点”而看不到自己的短板,更不能被国外的排名指标牵着鼻子走,简单套用、完全依赖。

  二是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大学能不能办好,不完全在于钱多钱少,关键要探索立足中国大地、科学高效的新型大学治理机制。要形成以大学章程为基础,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以学术委员会、教代会、理事会等为支撑的现代大学治理框架。章程是大学的“宪法”,是高校依法办学的基本准则,要健全章程实施保障机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党对高校领导的根本制度。党委领导重在谋划和决策,校长负责重在实施和管理,要把“集体领导、科学决策、分工负责”贯穿体制运转全过程。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和教授的作用,倡导以“教授治学、行政理校,学术导向决定行政服务”的理念,优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教代会是教职工依法参加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式,要参与支持学校改革发展,推进学校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要充分发挥校友会、理事会、基金会的作用,积极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大学治理,探索高等教育管理主体、投入主体以及办学主体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三是健全数字化赋能教育机制。数字化为高等教育创新路径、重塑形态、加速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要发挥教育数字化助学功能,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和认知规律,设计更具弹性的个性化学习计划,打造以数据驱动因材施教的学习新范式。要发挥教育数字化助教功能,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教育融合发展,增强教学过程的创造性、体验性和启发性,撬动课堂教学发生深层次变革。要发挥教育数字化助管功能,开展基于大数据驱动、人工智能辅助的教育分析与决策,推动实现业务协同、流程优化、结构重塑和精准管理。要发挥教育数字化助交流合作功能,帮助学生了解全球多元文化的差异性,促进数字学习的交流,共同建立数字化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工作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教育数字化的同时,要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避免技术逻辑取代人的思考与价值,防止技术凌驾于育人之上。

  四是优化经费投入机制。未来十年,尽管基础教育在校生呈逐步下降趋势,但仍是高等教育规模保持稳定增长的黄金时期。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比例为1.35%,与美国的2.49%相比,差距仍然较大,要逐步提高高等教育投入强度。近年来,我国高校研发投入占总投入比例虽然呈现上升态势,从20年前的7.8%提高到目前的14.1%,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30.8%相比,仍有显著差距,要逐步提高高校研发投入强度。2019年以来,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水平暂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我们既不能一味地依赖拨款,也不能一味地提高学费,要推动地方出台捐赠收入配比政策,发挥好教育基金会的作用,鼓励社会多捐赠,建立拨款、资助、收费“三位一体”的动态调整机制。要解决高校建设中存在的“硬件很硬、软件很软”问题,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优化调整经费支出结构。

  第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教育强国,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高等教育要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

  一是重塑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形态。随着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深刻调整,国际形势进入剧烈的动荡变革期,全球人才培养链、科技创新链面临重构,教育合作呈现区域化、阵营化趋势。谋划推进教育对外开放要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依托优势、着眼特色,差异化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进路,充分发挥“一带一路”重要载体作用,以多元交流合作机制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要深耕“鲁班工坊”等品牌项目,积极稳妥推进中国教育“出海”,着力构建人才培养、产学研用、数字教育、人文交流相互支撑的合作新形态。同时,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牢教育对外开放的正确方向和安全底线,确保教育领域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二是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历史经验表明,留学带动的中外人文交流,包括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方面从来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要积极实施新时代“留学报国”行动,深化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体制机制改革,建设留学人员综合服务平台,不断健全“平安留学”工作机制。要努力打造“留学中国”品牌,优化来华留学生层次结构,吸引海外顶尖人才来华留学,将我国建成全球主要留学中心和世界杰出青年向往的留学目的地,培养未来全球精英。要增强教育服务大国外交的能力,通过教育交流合作,继续办好全球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培养知华、友华、亲华人士,让全球数千万汉语学习者成为中华文化的认同者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三是开拓引进优质资源新渠道。建设教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要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内薄弱、空白、紧缺学科专业,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把质量高、符合需要的“引进来”。要支持港澳高校设置新型研究机构或与内地高水平大学共建研究院,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枢纽。进一步推动海南在教育现代化区域创新试验上先行先试,打造新时代中国教育开放发展新标杆。“双一流”建设高校要面向世界前沿,在高端科技、文明互鉴等方面带动引领,实施好国际大科学计划,建立一批国际联合实验室,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地方高校要发挥地缘优势、文化优势,在特色交流方面主动发力。高职院校要紧跟产业发展变革,在职业培训与资格认证方面加强合作。民办高校要发挥体制灵活优势,在多元办学试点方面探索创新。

  四是提升参与国际治理新层次。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是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重要体现。当地时间2023年11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2届大会通过在中国上海设立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的决议。这是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十个一类中心,也是在欧美之外首个全球性一类中心。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反映了重要的时代趋势: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要更加积极统筹参与并主导设立教育类国际组织、学术联盟、论坛,打造国际高影响力期刊,发布权威指数和报告。要大力培养掌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有针对性地培养对外战略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有计划地培养选拔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推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引领力和规则制定权。

  第六,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一是弘扬教育家精神。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等六个方面完整阐述了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这是对新时代教师职业精神的高度凝练与升华。我们要让广大教师真正将教育家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塑造教师的共同价值追求,以教师的自律自强凝聚推动教师队伍建设的磅礴力量。要坚持“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发展为本”,引导教师自觉追求师德优良、业务精湛的从教境界,努力做心怀国之大者、立德树人的能者,引领社会风尚的行者。要引导教师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做到“四个相统一”,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

  二是集聚高素质人才。真正的好大学,不在有大楼,而在有大师,高素质人才对高等教育来说至关重要。高校要坚持“引育并举、以育为主,重点培养一批、大胆使用一批、及早储备一批”的建设思路,及早谋划,做好顶层设计。要坚持精准引才,根据学校学科发展规划,面向海内外重点引进享有学术盛誉的战略科学家和极具潜力的青年才俊,让高端更尖端,让青年更拔尖。要坚持精心育才,从政策、资金、平台等方面给予关心培养和特殊支持,使他们能够安心、热心、舒心地在学校工作。要坚持精细用才,按需设岗,以岗聘人,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让他们在一线历练成长。还要注意把好教师的思想政治关,注重对思想政治素质的考察,尤其是对师德师风的考量,不能泥沙俱下,不做甄别和筛选。

  三是强化数字素养。当今世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数字素养已成为高校教师必备的硬核能力,是数字化时代对高校教师的必然要求。2023年2月,教育部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明确了教师数字素养的核心内涵和指标框架,为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和教育机构在发展教师数字素养方面提供了指导,也为建设教师数字素养培训资源、开展监测评价提供了依据。要引导教师主动适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价改革。要完善数字素养和技能养成机制,将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全面纳入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中,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和创造力。

  四是加强激励保障。激励保障事关广大教师的工作热情、积极性和创造力,要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让“人民教师无上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要突出教师主体地位,坚决维护教师依法执教的权利,真心关爱教师成长,为教师队伍成长发展解决后顾之忧。要发挥薪酬体系的正向激励作用,开辟多种方式解决广大教师普遍关心的难点痛点问题,切实增加教师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也是一场全新的实践探索。站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贡献度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杜玉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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